二十年前，如果网络就已存在，当你输入“著名 鞭炮 生产”这几个关键词进行搜索，十有八九“四川省西充县仁和乡”会作为著名鞭炮生产基地映入你的眼帘。是的，仁和乡就是我的故乡，我在那儿生活了十五年。仁和乡盛产柑橘、红薯和鞭炮。前两种是健康食品，尤其是红薯，当年主要的猪饲料，二十年后台湾来的一位地瓜王子宣称其营养价值高过牛奶。但是，对于鞭炮，一言难尽。

我看过一篇文章，该文的作者小时候没见过烟花，特别渴望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。后来，作者的父亲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搞到一个“喷泉”，在大年三十的夜晚隆重点燃，明亮的五彩焰火像一棵闪闪发光的大树，作者和姐姐高兴的拍着手，像喷泉一样爆发出清脆的笑声。作者长大之后，见过更多更大更美丽的烟花。但是，唯有若干年前的那个大年夜的喷泉，才是最难忘的。因为，在那个焰火照映中，有着父亲宽厚而欣慰的笑容。

多么感人的故事啊！可惜我没有机会能够有这种经历。因为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已见识了响亮到震耳欲聋的鞭炮，缤纷到眼花缭乱的焰火。逢年过节，院里的孩子们拿着魔术弹站成一排，像打击日寇的迫击炮一样依次向空中发射。其壮观程度，与天安门前的国庆礼花相比，也未遑多让。因为我们身处其中，参与创造。

小型的烟花我们可以自己放着玩，但大型的只有鞭炮厂能燃放，比如“大炮”，它需要特殊的炮筒才能发射到半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绚丽的焰火映红了半边天。随后，一串金光闪闪的彩珠挂在一朵降落伞上慢慢悠悠的飘下来。这时，田埂上便会涌出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小孩，在微明的夜里，奔向降落伞驻足的地方。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多，只有在遇到重大的事件，比如上面来人视察，我们才有机会一饱眼福。或者，在鞭炮厂做试验的时候。

研制这些鞭炮和烟花的人叫黄锐，和我同宗，四十来岁，但辈份却小我一辈。他是鞭炮厂的总工程师，有一次做试验，不小心炸聋了一只耳朵，是本乡实至名归的诺贝尔。他很有钱，我还在梦想有一辆自行车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骑摩托了。关于他的最令人气愤的一个故事，是说他有一次到县城办事，住在一个旅馆里。那天停电，他把蜡烛放到电视机上，忘了吹灭就睡着了。半夜，蜡烛烧着电视机塑料壳的味道把他熏醒了，他爬起来，二话不说抱起电视机就扔到旅馆下面的河里。从小受到要热爱保护集体财产的思想教育的我们，不是说“他反应还真快。”而是“狗日的，好浪费！”

在路上碰到他，我们总是笑嘻嘻的和他打招呼：“黄锐儿，我日你妈哟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他笑眯眯的回答。

关于鞭炮，并不总是愉快的记忆。

由于需求量大，单单一个鞭炮厂忙不过来，于是就由各大队出面承包了一些做鞭炮的活。但是，做鞭炮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工作，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是非常危险的。大队组织人员自己干，安全很难保证。所以，经常有爆炸事故发生。

小学二年级的某个上午，我们正在上语文课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仿佛一个巨人拿起一把大锤用力地砸在地上，发出无与伦比的超重低音，震得屋梁上的灰尘唏唏索索地往下掉。我后来看的港台明星们的演唱会上的音乐，跟这比起来，就像是在说悄悄话。上课的曹老师放下课本，跑了出去。过了好半天才回来。她表情沉重的宣布：“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明天来上课的时候请带上背篼。”不用说，又是某间做鞭炮的房子被炸垮了，需要清理。

第二天，背上背篼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爆炸事故现场。这里本来是一间堂屋，因为地点比较偏僻，所以用来做鞭炮。现在，已夷为平地，主要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，大件如梁木已被搬走，只剩下满地的碎瓦断砖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背到指定的地方去倒掉,算是劳动课。就像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送鸡毛信的海娃，对于这种场面虽然说不上轻车熟路，但至少已是见惯不惊。我们默默的干着自己的活，一点也没有上体育课时那种聊天的兴致。我正捡起碎砖往背篼里放，一抬头，突然看见旁边山墙上有一大片暗红的血渍，极像电影《老枪》中的男主角的妻子被德国兵用喷火枪烧死在墙上的样子。我感到一阵恶心，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。鞭炮就像是一朵美丽的毒蘑菇，虽然绚烂，但是致命。我现在胆小如鼠，估计就是当年清理那些爆炸现场被吓破了胆。

无论喜欢还是畏惧，我始终不知道鞭炮是怎么做出来的，直到高一。

那天是周末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百福寺春游。百福寺是本乡最著名的风景区。沿着一条清泉蜿蜒而上，穿过一扇古柏环绕的石门，两座长满了苍松的青山就像沐浴的仙女相对而出。在山上可以打扑克，听松涛，也可以优哉游哉的闲逛，这自然比逛商场健康多了。据说，这山上还有松鼠，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。

中午的时候，王胜提议去他家，他家就在山下不远。我们都说好啊。

来到他家，他爸有事出去了，他妈接待我们。王胜把我们一一向他妈介绍，并指着我说：“这是黄老师的儿子。”他妈连说：“稀客，稀客。”这时，一个女孩从里屋出来。我眼前一亮（我相信应该是“我们”，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连基本的审美能力都没有），比在百福寺看到松鼠还吃惊。好你个王胜，在家里窝藏了如此美女，也不给大家通报一声。“这是我姐姐。”王胜说。

王胜的姐姐身材高挑，长发如水，大大的眼睛像山泉一样清澈，年纪也就比王胜大两三岁。说实话，她具体长什么样我现在已经模糊了，但见到她的那种感觉我还记得。这种感觉只有在若干年后，见到关之琳才有。没错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就是长得像关之琳。当然，绝对比关之琳清纯，至少她没有和本乡富豪、土产诺贝尔、我的侄儿、黄锐聋子闹绯闻。

“姐，你好！”我也学着王胜叫了起来。我只有哥，没有姐，现在叫几声，过过干瘾。

“哎。”王胜的姐姐很害羞，答应一声脸都红了，转身又回了里屋。

“你姐在干吗？”我们问王胜。

“她没有上学，在家做鞭炮。”

“咦？做鞭炮？咋个做的？我们看看。”我们朝里屋走去。

“马上给你们下挂面哈，王胜，去拿几个鸡蛋。”王胜的妈大声说。

“伯母，麻烦你了。”我们头也不回。

到了里屋，只见王胜的姐坐在一个像海盗船一样的东西旁边。“姐，你这是干啥子？”我问。“擀鞭炮筒啊。”她说。她左手捏着一根铁签，铁签上先裹上废报纸，再裹上一张红纸，红纸上蘸上点水，然后放在“海盗船”下有着同样弧形的槽里，右手使劲的把“船”往下推，一下子，废报纸和红纸就被紧紧的裹在一起了。她的姿势非常优雅，即便是在做这么一件普通的事情。正如关之琳，虽然也演过不少烂片，但不论片子如何烂，关之琳总是那么美丽。

王胜的姐把做好的鞭炮筒递给我看。“是不是要把铁签抽出来？”我问。

“现在还不行，还没有切开呢。”

她把鞭炮筒横放在旁边一排等距的切刀下，将切刀一推，再把铁签从纸筒中抽出。像小指一样大小的鞭炮筒就纷纷落在旁边一个竹筐里，筐里已堆了不少大小一样的红色的鞭炮筒。

“下面还需要干什么？”我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把它们扎在这个模子里。”她指着一个六角形的木模子，“然后用这个专门的砧子把一头的报纸往里钉，封好之后，就可以卖给鞭炮厂了。”

“不放火药？”

“现在不允许自己在家做了。最后一步，放火药和引线，砧紧另一头，要在鞭炮厂完成。”她笑了起来，像山涧边快活的野花。

“噢。”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搞明白鞭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。

“吃饭了，吃饭了。”王胜进来叫我们。

我们每人的碗里放了一个荷包蛋，王胜的妈还用米豆腐做了一大碗哨子放在桌子中央任我们自己添加。这顿饭吃得很香。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搞清楚鞭炮是怎么做的，还有，见到了一位比挂历上的明星还要漂亮的美女。也许，后者才是主要原因。在潜意识里，我给弗洛伊德投了一票。

高二的时候，我随父母搬到了千里之外以恐龙化石闻名于世的自贡市。

大学毕业，工作一年后，也就是离开故乡七年，受一位叔叔的邀请，我回老家过春节。叔叔住在县城。除夕夜，在安汉广场有一个焰火表演，七点半到八点。吃完年夜饭，我们来到广场，焰火表演准时开始，领衔主演的就是我一直没有看够的“大炮”。“砰、砰、砰”，“大炮”一个接一个飞上半空，四散开来，比以前更加绚烂多姿，没有令我失望。但是，在“大炮”爆开的那一瞬间，我还是本能的往后退了一下。可能小时候形成的恐惧感没有完全消除。多年过去了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鞭炮、烟花仍然像KTV里面的小妹，既好耍又危险。也许，就像鞭炮和小妹一样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好耍而危险的年代。

第二天，我给叔叔说好，要回乡找高中同学。从县城到仁和乡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。还没有到乡上，我在黄角垭下了车。城聪就住在这边。找到城聪家的时候，只有他妈在，她妈说：“哎呀，你就是黄老师的儿子啊，带起眼镜，都认不出来了。屁狗，赶紧去叫老七回来，就说他高中同学来看他了。”他妈转头对我说，“一早就被他二爷叫过去打牌去了，你先坐会。”我连声说：：“好，好，等会没关系。”

过了一会，城聪跑了进来，进门就给我来了个拥抱。“屁狗给我说是高中同学，我还以为是辉勇，真没想到是你。我也是前两天才回来的。”城聪大学毕业后分在攀枝花工作。

“运气还不错，你还在家，就怕你们去走人户了。”

“过两天去。”

“走，我们去找辉勇。”

“啷个也要吃了饭去噻。”城聪的妈说。

吃过午饭，我和城聪去找辉勇。用脚底板丈量，他家离这儿有一个小时的路程。辉勇也在家。他家空气清新，因为门窗关闭不严，窗户上还破了一个大洞，用纸糊着；环境十分开阔，打一趟少林拳绝对不需要搬东挪西，因为无东西可搬。“走，我们去找杨晓云，去他家吃饭。”辉勇和我既是高中同学，也是大学同学，他现在在读研究生。我们之间，不存在面子问题。

到了杨晓云家，自然又少不了一阵寒暄。

“王胜呢，他家离这儿不远，干脆喊他过来一起吃饭。”我提议。

“王胜到广州打工去了，前几天赶场碰到他妈，说他过年也没有回来。”杨晓云说。

“伯母的面做得真是好吃。那他姐呢？”我尽量显得比较自然。

“死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做鞭炮，炸死的。”

“怎么会？家里不是不让砧火药吗？怎么会爆炸？”

“不是在家里。她后来去鞭炮厂干活了，还是托了人才进去的，鞭炮厂的钱要挣得多一些。大前年的事了，据说是为了快点治办齐嫁妆。哎，这种事情，还不是时有发生。”

我心下一片冰凉。我们几个都没有说话，大年初一的空气里弥漫着些许悲凉与哀伤。我们都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聊起以前人和事，戏弄老师的恶作剧，同学之间的善意但恼人的玩笑。就着酱猪头和往事，我喝了很多酒，半斤六十二度的老白干下肚，我仍然跟他们谈笑风生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我还真的挺能喝。

窗外又传来一阵阵豪爽的鞭炮声，烟花飞向空中像利箭一样撕破天幕的“嗖、嗖”声，还有孩子们欢乐的笑声。

“还是你说得对，鸿志，这就是一个他妈的好耍而危险的年代。”